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在望，建立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成为了当务之急。各方势力都意识到，在这个历史转折点上，如何与新政权相处将直接影响到未来的发展。这种形势迫使人们不得不认真考虑与新政府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并积极采取相应的行动。
【美苏争取中国支持】
1949年解放军占领南京后，美国大使馆却出人意料地没有提前撤走。要知道，这座大使馆象征的是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官方往来，而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认可这种关系。
美国政府决定在南京保留大使馆并非无的放矢，其核心目的在于通过这一外交机构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沟通渠道。这一举措体现了美国试图与新中国保持接触的明确意图，大使馆的持续运作成为两国间政治联系的重要纽带。通过驻南京的外交代表，美国期望能够与新中国政府展开对话，为双方关系的发展奠定基础。这一外交布局反映了美国对新中国政权的承认意愿，同时也显示出其在复杂国际局势下的战略考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帷幕后，全球格局迅速分化成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对立集团。在这一国际背景下，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内战。作为当时全球人口第一大国，中国在亚洲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内部局势的演变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国际形势的深刻影响。这场内战不仅是国内政治力量的较量，更是冷战初期东西方阵营在亚洲地区角力的重要体现。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都试图拉拢中国加入各自阵营，以增强自身对抗实力。有人或许会疑惑，作为资本主义代表的美国，为何会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建立联系？
意识形态对立实际上是冷战格局形成后才凸显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曾有过合作经历，这使美国方面认为有可能将新中国纳入自己的阵营。基于这段历史渊源，美国决策层一度对新政权抱有一定期待，认为存在拉拢的可能性。
尽管美国长期以来为国民党政权提供援助，并装备了数百万国民党军队，但在其战略考量中，只有实际掌控中国局势的力量才具有结盟意义。虽然促使中国全面倒向美国并不现实，但推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中立立场同样符合美国的利益诉求。
当时，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的司徒雷登承担了这一重要使命。他作为美国在华最高外交代表，负责处理中美之间的各项事务。司徒雷登在中国生活多年，熟悉中国文化，能够在中美关系中发挥桥梁作用。他在南京期间，积极参与外交活动，努力维护两国关系。作为一位资深外交官，司徒雷登在处理复杂国际事务方面经验丰富。他在大使馆的工作对于当时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司徒雷登的角色不仅限于外交代表，他还致力于促进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在南京任职期间，他见证了中美关系的多个重要时刻。司徒雷登的工作为后续中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当南京方面传来美国人的动态，中共高层立即意识到事态的紧迫性。尽管当时美蒋关系密切，华盛顿被看作蒋介石的盟友，但毛泽东等领导人心里明白，作为全球头号大国，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长期与美国隔绝，不仅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地位，更会阻碍国家的发展进程。基于这一战略考量，中共决定适时调整对美政策，为未来的外交布局预留空间。
然而，现实情况是，全球政治格局的变化已经开始左右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同意美国提出的要求，必然会引发与苏联关系的恶化。这种两难的局面让中国陷入了一个微妙的国际关系困境，任何决策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
1949年5月，中方代表黄华与美国代表司徒雷登进行了一次不公开的会谈。这次会面的主要目的是探讨美国在中国的具体需求，以及中美之间是否有可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司徒雷登公开表态，美国不打算插手国共之间的战事，同时准备把支援目标从国民党慢慢转向新成立的中国政府。不过，要想彻底断开美国和蒋介石的联系，得等到新的中国政府在国际上获得正式认可之后才能实现。
黄华对此并未多言，只是强调政权更替属于中国内部事务。他认为，若美国真心想展示诚意，首要任务是撤出驻扎在中国领土上的军队和军事装备。
司徒雷登对这一合理提议态度暧昧，始终不愿明确表态。他试图以巨额资金作为筹码，提出一次性提供50亿美元援助的方案，意图以此影响新成立的中国政府。这种做法显然是在回避核心问题，转而以经济利益作为谈判的筹码。
美国之所以迟迟不肯从中国撤军，其根本动机并不在于真心实意地帮助中国。相反，他们的真实意图是效仿当年对国民党政权的做法，试图通过军事存在来干预和操纵中国内政，使中国沦为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一个附属品。这种企图明显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主权原则相悖，因此中国政府坚决反对并明确表示无法接受。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外交政策上已经形成了清晰的战略构想。他提出的三大基本原则为新中国的对外关系奠定了重要基础。这三大原则包括：坚持独立自主，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这些方针体现了新中国维护国家主权、促进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为后续的外交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大原则定乾坤】
在黄华与司徒雷登进行秘密会晤之前，三项基本原则早已确立。这些原则在国内广为人知，具体包括：首先，摒弃旧有框架，重新构建；其次，彻底清理内部环境，为迎接外部合作做好准备；最后，明确立场，坚定地倾向于某一方。这些原则为后续的外交行动奠定了基调。
新中国成立后，采取了与旧政权彻底决裂的立场。这意味着民国时期的所有政策都不会被新政权所继承，特别是那些赋予外国政府和国民在中国享有特殊权益的规定。这一决策标志着中国开始了全新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彻底摒弃了过去的国际关系模式。
新中国的"新"字核心在于中国人民坚决否定了旧时代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这种彻底的反抗精神使中国摆脱了长期受压迫的历史，开启了自主发展的新篇章。正是这种坚定的立场，为中国赢得了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为国家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原则体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标志着中国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建设的重大转折。
先清理门户再开门迎宾，指的是在开展对外交往前，必须彻底肃清国内的反对力量，确保内部环境安定，然后才能以平等互惠的原则与外国建立外交联系。
中国明确表达了其政治倾向，决定加入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集团。这一立场清晰地展现了新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战略选择，标志着中国与苏联及其盟友的紧密结盟。
司徒雷登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言人，其主张与中方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存在根本性分歧，这直接导致双方无法形成共识。从本质上看，美方的立场与中方的核心诉求背道而驰，使得谈判缺乏共同基础，最终陷入僵局。这种根本性的立场差异，使得中美双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找到利益平衡点，从而无法达成任何实质性协议。这种局面反映了当时国际政治格局下，中美两国在战略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深刻矛盾。
苏联在建国初期向中国提供的经济援助约为3亿美元，这一数额看似有限，但毛泽东仍明确表示要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背后的原因值得深入探讨。当时新中国刚成立，面临西方国家的封锁与孤立，亟需国际支持。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其援助不仅体现在资金层面，更包括技术转让、专家派遣等多方面支持。此外，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毛泽东选择"一边倒"战略，是基于当时国际形势和国内需求的综合考虑，旨在为新中国争取发展空间和建设资源。这一决策反映了毛泽东对国际局势的深刻洞察和对国家利益的精准把握。
中国当时面临的核心问题不是资金短缺，而是急需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现代化农业和国防工业。这些关键领域的建设，只有苏联能够提供技术支持。通过与苏联的合作，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主要产业的本土化，形成自主发展能力。这种战略选择使中国摆脱了对外的过度依赖，为后续的独立发展奠定了基础。
美国的援助方式更倾向于直接提供资源，而苏联则更注重传授技术和知识。面对这两种不同的模式，中国的立场已经十分明确。在权衡利弊后，我们选择了更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合作伙伴。这种选择体现了我国对长远发展的战略考量，以及对自主发展能力的重视。从历史经验来看，单纯依赖外部援助难以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而掌握核心技术和发展能力才是根本之道。因此，我国在两大阵营之间的抉择，实际上是基于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深刻思考和战略判断。这一选择不仅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也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毛主席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力薄弱的国家在国际谈判桌上很难有话语权。他认为，中国要想在国际事务中占据主动，必须依靠自身实力的提升。过分依赖强国的援助，只会导致国家主权和决策权的丧失。他强调，只有自身强大，才能在国际交往中拥有平等的谈判地位，维护国家的独立自主。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关系出现裂痕，究其根源在于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中国深刻认识到，要实现真正的进步，必须依靠自身力量，不能寄希望于外部援助。历史经验表明，若一味依赖他国，即便取得暂时的经济成就，最终成果也将被他人攫取。这一认知促使中国选择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从而与苏联分道扬镳。这种决断不仅体现了对国家主权的维护，更彰显了对长远发展的战略考量。